（接上期）
课程改革与建制化的推动 18世纪的剑桥大学是个特殊的大学，文科学生很少学习逻辑学、物理学、形而上学这些通常被认为文科学生理所当然需要学习的科目；相反，他们主要被灌入空前且绵绵不绝的伦理学和数学。1753年建立分类数学学位考试，对文学学士应试者进行例行的伦理学和数学测试之后，还可以参加一个为获得第二学科荣誉学位而设立的时间较长的笔试，学位考试包括数学物理学和数学，这些大概是学院的数学课程。只有最优秀的大学生才学过牛顿的《原理》，不过也要精读其他人的数学物理学课本，如1743年由圣约翰学院的托马斯·卢瑟福（1712—1771）编写的《物理系必读系列》[1]。
但是，在法国的情况就很不同了。18世纪下半叶，很多大学的传统自然哲学课程被数学物理学取代（并非只是100所全职学院中的一两所或少数学校，而是全部100所），而且参加新课程的学生每年有2500个。所以学哲学的学生可以应付新课程的要求，在学习物理学的一年中，前三个月致力于突击数学：几个星期之中，学生从算术原理学到微积分原理。正因为如此，18世纪60年代，年轻的皮埃尔·西蒙·德·拉普拉斯（1749—1827）才会在卡昂艺术学院的克里斯托夫·加布勒德（1734—1782）引导下接触到牛顿物理学。[3]57
早在1745年，瑞典开始着手课程的建制化变革，在国会中占优势的哈特党（Hat Party）建立了一个教育委员会，建议对大学体制进行全面的结构调整，解放自然哲学。在结束了一个只限于学习逻辑学、形而上学、伦理学和拉丁文修辞学的人文学院的预科学习以后，学生便可根据他们所选职业深入学习重新被命名的四门学科中的一门。从此以后，数学和物理学成为两个完全独立的学科：一个训练军官和陆地测量员，另一个训练医学从业者。[3]47
（全文详见2019年3月上）
